河图洛书与汉儒皇室

《河图洛书与汉儒皇室》

有学者研究说，“河图、洛书”是出自东汉《谶纬》的篇名和代称。

据知自东汉以来，儒家有关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的说法形形色色，莫衷一是，归纳起来，主要有如下几种：第一种，即东汉 桓谭《新书》“谶出河图、洛书”，东汉 郑玄 引《春秋纬》“河图有九篇，洛书有六篇”。

第二种，即晋儒 梅赜《伪孔传》有关 伏羲 时代“河龙献图，以画八卦”，和南宋 朱熹《周易本义》首先使用的所谓“戴九履一”图式等同。

有学者认为，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两词，最早产生于东汉初，最初是谶书的篇名，稍后则成为谶书和纬书即“谶纬”的代称或别名。（谶是预测未来书、纬是神话历史书。）

因此，除东汉 桓谭《新书》“谶出河图、洛书”，郑玄 注所据《春秋纬》的相关记载值得重视之外，其他说法纯粹属于后世儒家的伪造、伪托，完全不可据信。

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， 最初是东汉“谶书”的篇名，稍后是“谶纬”两者的代称，已为充分的文献依据所证明。这里分叙如下。

1）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是东汉“谶书”的篇名。

谶书，又称“谶”、符命、谶记、谶言、图谶、谶文、图箓、图书、河洛书、河洛之文、河洛谶文、河洛图书、河洛、河图、洛书等。

秦末“亡秦者胡也”，即是“谶言”的例子其中之一，但未见图形；西汉称“谶”，仍未见图形。

新朝 王莽 称作“符命”、“图谶”，始有图形，是图形与谶语两者合一；至东汉发展而成“谶书”，即图形与谶语之外，附加解释言论或案例之类。

谶书是东汉儒者以方术、巫术等手法编造出来的一种有图形符号、隐语或预言，以及相关解释等相混合的著作，作为“预测吉凶”的所谓“符验”或“征兆”。

其中的“符”，即一种似篆非篆、似画非画、似图非图的“三不像”图形。“河图”与“洛书”，即是东汉最早的谶书类图籍中的两种篇名。文献记载举例如下。

谶，—— “初，光武善谶。”《后汉书.张衡传》

符命，—— “符命之起，自此始矣。”《汉书.王莽传上》

谶记，—— “君惠好天文谶记。”《汉书.王莽传下》

谶言，—— “及光武尤信谶言。”《后汉书.祭祀志上》

图谶，—— “李通以图谶说光武。”《后汉书.光武帝纪上》

谶文，——“初，上以《赤伏符》即帝位，由是信用谶文，多以决定嫌疑。”《后汉书.桓谭传》

图箓，——“故王梁、孙咸名应图箓，越登槐鼎之任。”《后汉书.方术列传上》

图书，—— “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。”《汉书.王莽传上》又如“今诸巧慧小才、伎数之人，增益图书，矫称谶记。”《后汉书.桓谭传》

河洛书，——“谶书，河洛书也。”《文选.张衡〈思贤赋〉》唐李善注引《苍颉篇》

河洛之文，——“至乃河洛之文。”《后汉书.方术列传》

河洛谶文，——“乃诏（梁）松等复案索河洛谶文，言九世封禅事者。”《后汉书.祭祀志上》

河洛图书, ——“麟凤在效蔽，河洛出图书。”《汉书.武帝纪》，（按：此句疑为后儒所窜入，因为武帝之世的“符瑞”标志，仍然推崇“凤鸟”或“白麟”等。此是后话。）

河洛，——“又善风角、星算、河洛、七纬，推步灾异。”《后汉书.方术列传樊英传》

河图、洛书，——“ 谶出河图、洛书。”桓谭《新论.启寤》

又如“皇帝唯慎河图、洛书正文，是月辛卯，柴，登封泰山。”《后汉书.祭祀志上》

再如 郑康成 之义，则《春秋纬》云：‘河图有九篇，洛书有六篇。’《周易正义.系辞上》孔颖达 疏引。

以上所引诸则，仅选择其较具代表性者，并不表示全面详尽。

“谶” 初指单纯的隐语或预测之言，东汉起成为“谶”、符命、图谶与谶书的通称。“符命”，即图谶，是图形与谶言的合称。谶记、谶言、谶文、图箓等，即通指《谶书》。

“图书”，原指符命、图谶，后指谶书，再后来又通指《谶纬》。“河洛书”，“河”指黄河地区；“洛”指洛水地区，东汉建都于洛阳，也兼指“洛阳”。

“河洛”即泛指黄河至洛水地区一带，后成为中原地区的代称。河洛书、河洛之文、河洛谶文、河洛图书，即初指由黄河地区与洛阳地区的儒者所出产的《谶书》，后则兼指由黄河地区与洛阳地区的儒者所出产的“谶书”与“纬书”。“河洛”，则是河图与洛书的简称。

至于“河图”与“洛书”，这里指东汉初《谶书》类图籍的两种篇名，如“河图有九篇，洛书有六篇”，后则兼指《纬书》， 也即泛指《谶纬》。

至于“河图有九篇，洛书有六篇”，这是东汉初期《谶书》类的代表作品，后来远不止这个数字。以“河图”取名的，如《河图.赤伏符》、《河图.会昌符》、《河图.合古篇》、《河图.提刘予》等；以“洛书”取名的，如《洛书.甄曜度》等（见《后汉书》）。

（从日本学者 安居香山、中村璋八 合编《纬书辑录》一书的目 录上统计，东汉以来的“河图”类谶纬书有40余篇，“洛书”类谶纬书近20篇。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。）

由此可知，谶书是由东汉初儒者“增损”符命而成，所谓“增益图书，矫称谶记”（《后汉书.桓谭传》），所谓“敏对曰：臣见前人增损图书”（《后汉书.儒林尹敏传》），即是其中例子。

从上引文献记载中看到，“谶书”的名称繁多；尽管如此，但“河图”与“洛书”，却首先是谶书类图籍的篇名。这从东汉初 桓谭《新书》、《后汉书.祭祀志上》和 东汉末期的《周易》郑玄 注等几个方面，得到充分的证明。

桓谭（?－56）曾任东汉王朝“给事中”之职，他敢于当着 汉光武帝刘秀 的面前，批判河图洛书即《谶书》、也就是所谓河洛“图书”，是“奇怪虚诞”等，险遭极刑（见《新书》和《后汉书.桓谭传》）。

其次，是 光武帝刘秀 登泰山封禅，“唯慎河图、洛书 正文”，这表明，“河图洛书”所具备的“正文”，即是“河洛谶文”，也就是《谶书》。

再者，《周易》郑玄注引《春秋纬》“河图有九篇，洛书有六篇”，进一步说明了“河图”与“洛书”，首先是谶书的篇名。又再者，东汉 许慎《说文解字》（旧本）一书也证明了这一点，如 “谶，验也。有征验之书。河洛所出书曰谶。”（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3）据悉，“有征”以下十二字，由清 段玉裁 据自《文选》引注所补上（同前）。

许慎 所谓“河洛所出书曰谶”，所指应是“河图九篇”、“洛书六篇”等谶书。由此可见，文献记载与后人注疏征引互相印证，“河图”与“洛书”是“谶书”的篇名。换句话说，东汉初期，“谶书”即是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；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即是“谶书”。

 

 

 2）“河图洛书”是东汉“谶纬”的代称，而“谶纬”，是“谶书”与“纬书”两者的合称。

“纬书”，又称“纬文”，简称“纬”。是指东汉那些方士化、巫士化的儒者，汇辑西汉中后期那些宣扬 董仲舒 神学、天命等封建迷信、用以附会儒家经义的谬论之书。

有“七纬”之说，如《诗纬》、《书纬》、《礼纬》、《乐纬》、《易纬》、《春秋纬》和《孝经纬》等；代表作有如《诗纬.含神雾》、《书纬.帝命验》、《礼纬.含文嘉》、《乐纬.动声仪》、《易纬.乾凿度》、《春秋纬.元命苞》、《孝经纬.援神契》等。

其中除少量天文、历法知识之外，大部分是神话传说和封建迷信言论。

“谶纬”，也称“图纬”，又称“图书”等。如“自中兴之后，儒者争学图纬，兼复附以妖言。”（《后汉书.张衡传》） “图纬”即图谶也即谶书，与纬书的合称。

大意是说，自从 光武帝刘秀 建立东汉王朝以来，儒家争先恐后地学习谶书和纬书，同时兼多增益以妖言。从“图纬”一词 上看到，至 张衡 之世（78－139），谶书与纬书，业已完成合流的使命，故有“图纬”之谓。

“纬书”是两汉之际，新儒家的「今文经学派」进一 步贯彻、完善 董仲舒 神道主义的重要产物，也是对东汉初「古文经学派」的一种回应和挑战。

公元56年，光武帝刘秀 “宣布图谶于天下”，自此谶书成为所谓“内学”，其他儒经则成为“外学”，谶书获得了比经书还高等的地位，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官方正统思想。

「今文经学派」为了维持“正统”地位，进一步深化儒学的神道主义内涵，把纬书与谶书合流，即在纬书中掺进了谶书的内容，谶书中又掺进了纬书的内容，形成了“纬”中有“谶”，“谶”中有“纬”的一种“谶纬合流”的格局。

所谓“谶纬”或“图纬”之称，即据此而来。公元79年，汉章帝刘旦 亲自钦定了《白虎通义》这一封建专制政治的纲领性法典，确立了“谶纬”即“河洛 书”、“河洛图书”的官方思想统治地位。

从此，原来单指“谶书”的“河洛书”、“河洛图书”、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等称谓，即演变成“谶书”与“纬书”、也就是“谶纬”两者的代称或别名。

虽说后儒不断试图为掩盖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那与生俱来的“谶纬”本质，而推演和编造出各种神话变异，但仍万变不离其宗。

谶书与纬书两者，有区别之处，也有共同之处。其区别之处在于；「谶书以“预言未来”为主，纬书则以“神话历史”为主」，即表面上以“预测”为主，实质上是一种政治隐语，暗示着未来某一可能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政治事件。实际上它如同你去宗教场所求签的签纸字条一样，标示某种方向或吉凶预测。

如《系辞》所谓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”，表面上指河洛出产谶纬之书，实质上却是一句谶语，意即：“河洛”地区 是中原人“王权”事业的发源地，“河洛图书”即“天命文化”，即是“王权”文化；“王权”要扩张，“天命文化”即儒家“河洛文化”，就必须要走出黄河洛水 地区即中原地区，后继的王者应当以此作为准则，坚持不懈。

史实昭示，中国自东汉以来历代王权，正是照此依样葫芦地走过来的。而纬书以“以往性”、“谎主性”为主，即以所谓“神话”或“传说”为借口，毫无事实依据捏造所谓“历史”，用以编造“王权”的所谓“渊源久远”，以及“君权神授”等的所谓历史依据。

如唐朝《周易正义》孔颖达 疏引 郑玄 注：“如 郑康成 之义，则《春秋纬》云：‘河以通乾出天苞，洛以流坤吐地符。河龙图发，洛龟书感。河图有九篇，洛书有六篇。’”（《十三经注疏》上册第82页）等等。而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，即均是为现实政治服务。

换句话说，谶书主“后”，纬书主“前”，一前一后，形成了一个极端虚无的、荒谬绝伦的历史链条，用以圆其“君权神授”的历史谎言。说白了，不外是一种政治手段和需求。

在这个意义上说，作为“谶纬”的代称，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说，无疑成为东汉以来家天 下封建专制统治者，用以欺骗人民的一个所谓“合法”凭证。或者说，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说，是由儒家所伪造的一张王权政治的“营业执照”。

由此可推定，儒书上鼓吹和宣扬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，源于所谓“伏羲”之世的“龙马出河”、“神龟负文”等，笔者认为，那是一派胡说，是一种政治谎言。

东汉建都于洛阳，光武帝刘秀 的王业也奠基于洛阳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故洛阳文化，有“洛书”之谓。而洛阳属于黄河地域，故黄河文化，又有“河图”或“河洛 书”、“河洛图书”之谓。 

由此可见，谶书产自河洛地区的儒者之手，纬书也产自河洛地区的儒者之手，两者均是河洛地区儒者的新出品，是无可置疑的。

而东汉的谶纬学说，是对孔子“天命观”和 董仲舒 神道主义的重要继承、创新和发展，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却是毫无疑问的。河南洛阳是都城，帝王倡导谶纬，这就是 “河图”与“洛书”共同的时代特征。

至此，儒家从根本上完成了儒学神道主义的基本理论建构，把儒学神道主义推上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峰。

如果说，孔子的“天命观”是儒学神道主义的基本纲领，西汉 董仲舒 的“君权神授”就是对孔子“天命观”的继承、演绎和发展。

那么，汉光武帝刘秀 的“图谶”创意，即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说，也就是儒学神道主义在东汉获得进一步深化、发展和完善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标志。

在这个意义上说，光武帝刘秀 对儒学神道主义的深化、发展和完善，功不可没。而光武帝刘秀，即成为以帝王身份参与发展和完善儒学的第一人。至此，儒学的“王权”本质，已进一步获得增强和凸显。关于这一点，后面还将继续讨论。

儒书上鼓吹和宣扬“河图洛书”，源于所谓“伏羲”之世的“龙马出河”（河图）、“神龟负文”（洛书）等，那只是一种对皇权需求的穿凿附会，是一种统治手段下的政治谎言。

 
（原文出自旅美学者陈捷夫）

 

30/04/2020   龙爷编辑。